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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在矿难中的赔偿与身份之谜

我在一个旧米缸底下找到一个铁盒子。自从父亲去世以来,我为他上了28年的坟,直到今年才意识到,坟墓里的那个人或许不是我父亲。

1998年8月14日晚,矿里抬上来一个人,面部受到严重烧伤,母亲试着认出他的衣物,最后确认了身份。第二天,她带回一个骨灰盒,并告知我赔偿金额48万元,只告诉我别再问了。我叫高建军,41岁,来自吕梁离石区的高家圪台,经营长途运输。

我父亲高有田,写得一手好字,只上过三年学。照片中的他,瘦削高颧骨,穿着蓝色工装。今年4月,乡里通知说因为采煤沉陷区需要迁坟,一座补偿3000元。村里需要死亡证明,我翻了家里所有地方却找不到。村会计王叔给我推了表格,要求在9月前交。我问没证明怎么办,他建议去派出所查档案,但我没有去。最近母亲的表现让我觉得不对劲。

那次她在灶上忙碌时提到米缸底下有个铁盒,我轻轻挪开砖头,果然找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。盒子里有死亡证明、火化单和一份协议。协议上写着“事故善后赔偿协议”,并有两个签名:一个是当年的村支书,另一个我不认识。我翻开协议,发现赔偿名单,第一行是我父亲高有田,赔偿8万元;第二行是李满仓,赔偿48万元。第二行的名字并不是我父亲。

我感到疑惑,母亲在旁边说水开了。我没有回应,把协议折叠后放进棉袄里,决定去李家洼村看看。走到李家洼要一个小时,路上想起1998年那会儿家里盖了房子、买了电视。当年我刚上中专,学费也是父亲的辛苦换来的。矿长为我交学费,我一直以为他是来施恩的。

到达李家洼村口时,我了解到李满仓的住处,从一位老人那里得知他的家在村东头。敲门后,开门的是李满仓的妻子,家里环境简陋,墙上挂着李满仓的遗像。她告诉我,当时丈夫只获得了2万元赔偿,矿方以“自己下井偷煤”来拒绝工伤赔偿。她说那笔钱一半用于学费,一半埋葬了丈夫。我离开时坐在石头上,思考一个死人的价值与一个活人的实际价值。

回家的路上,我经过村部,灯还亮着,但我没有进去。这条路我走了28年,第一次觉得漫长。回到家看到母亲的灯光,我便站在院子里不敢敲门。

那夜,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睡,仔细看着协议的背面,发现上面写着“共2页”的字样,第一页我从未见过。第二天,我问母亲李满仓的身份,她告诉我是父亲的同事。我提到名单上他的赔偿为48万,母亲却沉默不语,进了屋里。

我跟在她后面询问那48万是否属于我父亲,她说是。但随后我又问那48万属于李满仓的是否也是我父亲的,母亲的反应让我更加困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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